千里雾霾，万里干咳，我们已经忍无可忍。追根溯源，查清元凶，及时整治，应是一种积极的理性态度与选择。

从财税治理得失，寻求雾霾产生的根源，探求消减雾霾危害的对策，无疑也是一种积极理性的理路与方法，况且已有发达国家治理经验可供借鉴。

财税作为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供给交换缔结、履行契约的活动，一收一支之间，乾坤大矣！本身就直接关涉社会治理文明程度的高低，关系国民福祉需求满足的多少。

质言之，国家的职责就是为国民生产和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诸如制度、人身安全、医疗教育、就业，以及基础设施，等等。自然，国民也应该提供相应的生产资金，保证这些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毋庸讳言，一方面，国民的支出是为了购买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国家的存在理由也是因为它可以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反过来说，国家如果不能为国民提供合意的公共产品，国家存在的理由也将失去。同样，国家如果提供的公共产品性价比不高，它就不应从国民那里得到高额的税款。否则，征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便是不公正的，财税体制将会背离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

毋庸置疑，国家为国民提供可以消减灾疫安全类的公共产品，诸如饮食、人身、环境、生态安全，以及抑制这些灾疫大概率发生的制度供给，都与财税治理的优劣具有密切的关系。财税治理优良意味着，遏制灾疫大概率发生的制度供给相对充足，国民可得到的福祉相对较大；相反，财税治理恶劣意味着，遏制灾疫大概率发生的制度供给相对匮乏，国民可得到的福祉相对较小。

以此观之，当下中国雾霾大面积笼罩，首先应从财税治理的低效开始拷问与反思。众所周知，雾霾作为“雾”与“霾”的混合物，霾的核心物质是悬浮在空气中的烟、灰尘等物质。雾霾能直接进入，并粘附在人体下呼吸道和肺叶中，对人体健康有极大的伤害。消减雾霾和国家安全等公共产品一样，具有典型的外部性与非竞争性，属于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导致雾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环境污染，其次则是气温低、风小等自然因素。因此，消减雾霾，也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是虽然从2013年1月28日起开始发布单独的雾霾预警，但至今对雾霾治理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尚还不足，亟待尽快实现制度性的“嵌入”，用制度来“治霾”。

毋庸讳言，雾霾的背后是环境的污染，财税体制缺失是主要推手之一。可以说，既有税收调节方向迷失的失责，也有治污制度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结构性缺陷的愿意，更是权力制衡制度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位的原因。直言之，治霾之路重在治权，重在能否把持续嚣张的权力，能尽快装进制度的笼子！具体说，雾霾施虐，一方面是因为不完备的税收制度本身，或者因为对环境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或者因为税制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尚未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发挥税收对环境污染行为的遏制作用，有意无意地纵容了一些企业和行业无视环境污染的行为，使得这些逐利主体的污染行为成本变得很低。另一方面是因为，遏制污染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比如，至今尚未形成对政府治污权力的有效监督与问责机制，这就使得一些污染环境的逐利行为日渐有恃无恐，自私自利，无视公共环境以及生态的污染问题，致使整个国家陷入污染的危地而很难自拔。

当然，根本说来是因为，由于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长期滞后，致使GDP目标成为考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指挥棒，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关键性指标。其结果可想而知，以邻为壑式、急功近利式的、笑贫不笑“污”式等等背离人本价值治理观的发展观念，便成为主导我们社会生活核心价值导向系统。其实，雾霾的大面积施虐，正是对我们长期以来所坚持错误发展观的当下报复，元凶不在自然，皆在我们既往的错误与狭隘。

由此看，那些把雾霾的元凶归结为国民的燃放爆竹，农民的燃烧秸秆等等说辞，如果不是无知者的信口雌黄，肯定是蓄意者的栽赃陷害。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当下的发展方式、绩效考评机制不转变，如果整个国家权力监督体制不形成有效闭环的话，具体说，如果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继续因循守旧，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奖惩与引导作用，有效地遏制消减污染行为的话，与霾为伴，将是我们世世代代无法逃避的宿命！

可见，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财税体制，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应是最大限度发挥财税体制对一切污染行为的遏制作用，进而逐步消减雾霾等污染行为的有效举措和“抓手”，应当给予期待。

(责任编辑：洛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