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世界多国纷纷采取增税政策,以应付日趋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然而,这些政策的出台却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巨大争论,支持者称之为“劫富济贫”之举,反对者斥之为“扬汤止沸”之行。有关政策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多国出台的增税政策,在缓解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的同时,也势必对宏观经济等方面产生诸多影响。
法国:“巨富税”的是是非非
本报驻巴黎记者 胡博峰
如果你尝试在法国的搜索引擎中将“75%”作为搜索内容的话,通篇显示的都是将法国政府贴上“劫富济贫”标签而引发争议的“巨富税”措施。这次“征税风波”眼下虽然告一段落,但折射出法国社会深层次问题。
两极分化严重
仇富情绪激增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期间那句“我不喜欢富人”的名言,成为现在街头巷尾热议的关键词。这句竞选口号尽管为其争取了部分中下选民的选票,但也成为了全民“仇富”的肇始。法新社援引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称,60%的法国人赞成高税率,但大多数人认为75%的税率高了点,许多人认为应该在50%到75%之间。而完全反对高税率的人只有19%。这显示,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在危机时代的“公正”措施,“最富裕的人应为复兴公共财政作出更多贡献”。
另外一项调查也显示,89%的左翼选民支持奥朗德的政策,而在右翼的人民民主联盟选民中,则有76%的人拥护。
此间分析就此认为,法国当前仇富情绪的根源在于贫富悬殊和社会资源分配和再分配严重不均,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从业者工作积极性受挫,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这种仇富心理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对巨富税的狂热支持,他们认为为扭转经济低迷局面和政府赤字高企困扰,法国的富人必须以多缴纳税收的方式展现其“爱国热情”,否则就是不爱国。
推行一波三折
改革阻力重重
姑且不论政府这项措施是否得力、推行的方式是否得法,仅就政策本身推行的过程来看,显示法国政府在改革方面面临重重阻力。法国总统奥朗德竞选口号就是“变革,就在当下”,但新政府上台以来推行的多项变革措施纷纷“难产”。
先是“巨富税”措施出台后,引发法国富豪的“集体反制”。法国首富、路易威登集团执行官阿诺特公开宣称将加入比利时国籍。最终,其虽因在比居住年限未达要求而被比利时拒之门外,但示范效应引发了以他为首的一批法国富豪出走巴黎。德帕迪约更是在遭到法国政府从上到下的揶揄后,愤然投书法国媒体后离去,直指政府“巨富税”是对“创造力的惩罚”。
此外,刺激就业政策也在年初遭遇新考验。法国政府2013年的重要工作就是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去年,法国全境和本土失业率双双突破10%大关,引发政府高度重视。为此,政府先后推行代际合同和老少就业合同以促进就业,同时积极与大企业进行沟通。但就在今年1月16日,法国著名汽车生产商雷诺公司又“顶风作案”,宣布裁员7500人。分析指出,这是奥朗德与大企业关系不佳所致。
虽然奥朗德的“巨富税”计划在宪法法院以不公平为由遭到驳回,但这一判决似乎难以动摇投资者与企业高层离开法国的决心。德帕迪约也公开表示,这项判决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他决定做俄罗斯人。
市场反应悲观
政府表态强硬
此间分析认为,过高的征税,虽然能让政府在短期内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但会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挫伤人们投资创业的积极性,最终伤害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资本的逐利性也决定了其一定会流向更加开放、赋税更低的国家。法国央行数据显示,去年10月及11月大量资金突然流走,相信与总统奥朗德实施针对富人及企业的增税措施有关。
面对日趋增多的逃税大军,法国政府除了对巨富税进行微调,一方面使其符合宪法法院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也在挽回富人们对法国政府的信心。但是,在这一政策遭到宪法法院的驳回后,法国总理艾罗仍强调,高收入者应该秉持爱国精神缴纳更多税收的要求不会发生改变。此间学者认为,对投资者和企业来说已经是惊弓之鸟,政府对草案的修改不会使当前的情况变得乐观。
欧盟:富豪避税司空见惯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严恒元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法国路易威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伯纳德·阿诺特申请入籍比利时的事件最终有了结果:比利时政府日前正式拒绝了阿诺特的入籍申请,理由是阿诺特无法证实自己在比利时居住满3年。与此同时,据比利时荷兰语媒体报道,鉴于阿诺特涉嫌避税,比利时政府反贪污逃税部门的官员已经要求对阿诺特的财务情况进行调查。此间媒体据此认为,阿诺特为逃避法国的高额个人所得税而申请加入比利时国籍的结果很可能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事实上,阿诺特并不是第一个被比利时政府拒绝授予公民身份的法国富翁。几年前,著名法国摇滚歌手兼演员哈里代也曾因为想规避法国过高的个人所得税而申请加入比利时国籍。尽管哈里代的父亲是比利时人,但是比利时政府最终还是没有批准哈里代的入籍申请。看起来,比利时政府并不欢迎为纯粹逃避高额个人所得税而申请入籍的外国富翁。比利时政府这样做也许是不想背上比利时是海外亿万富翁逃税避税天堂的坏名声。
实际上,在欧盟成员国中,比利时的个人所得税率是相当高的。欧盟统计局去年5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度,比利时的平均个人所得税率为53.7%(远远高于欧盟成员国平均为38.1%的个人所得税率),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第三。比利时的公司所得税在欧盟成员国中也排名第三,为34%。因此,有人分析认为,阿诺特申请加入比利时国籍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对法国政府专门针对富人征税的不满。
欧盟成员国的个人所得税率因国而异。在欧盟成员国中,个人所得税率排列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瑞典(56.6%)和丹麦(55.4%),个人所得税率最低的是保加利亚(10%)。在有些欧洲国家,约2%的富有纳税人交纳的税款占整个国家个人所得税的30%。所以,一旦这部分富翁选择出走其他国家,必然会对有关国家的税收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欧盟成员国的公民通过变更国籍来合理规避过高的个人所得税是司空见惯的事。也常因此引发争议,英国首相卡梅伦曾在去年6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上表示,如果奥朗德实行针对富人的新税收政策,英国将十分欢迎法国富豪们前往避税。卡梅伦的这一说法曾引起英法两国间的口水之战。
俄罗斯:2018年前不准备增税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廖伟径
对于德帕尔迪约入籍俄罗斯一事,根据俄“社会舆论”基金会近日公布的一份社会调查,有大约80%的俄罗斯民众知晓此事,43%的受访民众表示难以表明态度,有超过半数的俄罗斯民众希望重新实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认为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反对者则担心此举有可能引发富豪转移资产以及加速资本外流。
的确,与法国对富人所征收的75%的税率相比,俄罗斯现行所得税税率无疑极富吸引力。俄专家表示,以德帕尔迪约为例,如果他一年在俄罗斯居住时间超过183天,则仅需要就其在俄以及海外收入缴纳13%的个人所得税,如果未来一年他在俄居住时间少于183天,则只需就其在俄收入缴纳30%的个人所得税。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曾一度实行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在个税开征之初,俄罗斯实行的是7级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2%,而最高税率则高达60%。2000年,俄政府进一步修改累进税制,把累进税率从6级减少为3级,并增设最低起征点。由于俄个人收入透明度不高,偷税漏税行为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故此时期实施的累进税率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收入分配再调节的作用。
在2001年,俄罗斯开始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根据当年1月1日起生效的《俄罗斯联邦税法典》,俄正式开始对居民纳税人获得的绝大部分收入(如工资、薪金等)实行13%的单一税率。此外,还针对特定收入和非居民纳税人增设了两档分别为30%和35%的税率。实行30%税率的收入包括股息收入和非注册纳税人性质的自然人的所得收入,而实行35%税率的收入包括从事博彩、赛马等收入。俄个人所得税收的分配办法是16%纳入联邦预算,84%纳入地方预算。
不少俄专家认为,当前单一所得税制符合俄国情,由于俄国内的税收征管体系整体效率不高,故累进税率的实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针对欧美国家对高收入者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近日表示,在2018年前俄不准备增税甚至有可能减税。至于如何促进收入公平和调节收入差距,俄专家认为调节居民收入不应仅靠个人所得税,加速开征房产税、奢侈品税都是可行选择。
增税不具借鉴意义 我国应推结构减税
近年来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所出现的国际性的增税趋势,是为解决本国经济社会问题,主要是针对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过高情况下所采用的必要的宏观政策选择。
最近一段时期,国际上尤其是欧盟国家出现了增税的趋势。根据所收集的近年来国际上实施增税政策的国家情况,这些国家选择增税的背景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出现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希腊首先陷入债务危机,随后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债务危机问题。为了应对债务危机,这些国家在积极寻求国际社会资金援助的同时,对内也出台相应的措施,主要是减支和增税,即减少预算支出和增加税收。实际上,这些国家在2009年以来就开始实施增税的政策,且增税政策一直持续至今。实施增税除了是为了改善本国的财政赤字状况和减少债务,同时也是为符合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资金所设定的预算要求,在单方面减支难以达到要求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二是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存在潜在风险的国家。从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和日本看,这些国家尽管自身并不存在债务危机问题,但面临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影响,也开始重视本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问题,也试图通过增税或减支的政策来减少财政赤字和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同时,选择部分范围的增税,如对高收入群体增税,也与该国执政党政府所持有的执政理念和选择的调控政策目标相关。
三是美国。从美国看,自2001年以来的减税政策在2012年底到期,这将会形成增税的结果。为了避免同时“增税减支”所带来的财政赤字问题,根据最新达成的妥协议案《2012年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最终是美国只实施了增加富人阶层各项收入的税率的政策措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税收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许文
在现阶段国际性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增税实际上是不利于经济复苏的,尤其是有些国家同时实施“增税减支”的双紧政策。
一般而言,增税的紧缩性政策通常用于经济过热时期,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应该采取“减税增支”的扩展性财税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对此,各国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在制定政策上也试图避免“增税减支”的双紧政策或通过其他一些措施来减轻其负面影响。例如,对于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希腊采取了出售岛屿、设立经济特区,以吸引私人投资的做法。意大利力图通过减支来避免增税,在提高增值税税率的同时也采取了降低中低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措施;对于法国、德国等未发生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并没有同时实行“增税减支”,而是采取单方面的增税或减支政策;美国刚刚达成的妥协法案,就是为了避免在2013年出现增税减支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局面。
部分增税政策的具体做法,对国内投资、企业竞争力和就业方面也会带来其他一些不利影响。在欧洲各国所选择的增税途径中,部分国家主要是选择增加流转税(增值税和消费税),部分国家则是选择增加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其中,为了有利于增税政策的出台,法国采取对大企业和富人增税的做法。但与之对应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些国家出现了大企业和富人通过向避税地转移来逃避重税的情况。美国在对于富人增税的问题上也有争议,民主党希望可以通过提高富人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负。但共和党认为这会对经济造成伤害,因为企业家或富人会因过重的税务负担而放弃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可以预见,在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等问题得以缓解的情况下,单一的增税或增税减支的这种做法会被取消,而是会采用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等更为灵活的做法,以减少增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基本判断是: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趋势,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迫切,收入分配调整问题突出。基于这种情况,我国未来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和制定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税收政策。
我国与国外在经济社会形势上存在较大差别,没有必要去盲目借鉴和参考国外这种增税趋势和做法。
一是我国目前并没有出现欧洲的债务危机问题,现阶段也出现了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对此应在总体上选择减税政策,而不是增税政策。
二是我国所选择的减税政策是结构性的减税,是根据实际需要实施的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调整。也就是说,在通过减税实现总体上减负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需要在部分税种实施增税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收入分配调节等方面的需要。
具体看,在减税方面,一是应该加快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步伐,尽快在全国范围和全行业实行“营改增”,将其作为未来减轻企业税赋的基本措施。二是实施以产业结构调整、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促进节能减排等为目标的企业所得税等减税政策措施。
在增税方面,主要是针对我国目前日益加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进行相关税制改革。一是加快资源税改革,提高资源使用成本;二是尽快实施环境税费改革,提高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成本;三是调整消费税政策,适度将大量消耗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及高环境风险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
此外,为了加大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力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重点可以放在对高收入群体的增税上。但具体的改革建议并不是单纯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和提高最高边际税率等方面,而应该是对部分所得进行综合,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