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上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大会举行，第三单元的主题为“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转型”。

这一单元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主持，发言嘉宾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和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

与会嘉宾就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挑战和未来方向展开讨论。

明晰权力分层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认为，他指出，政府放权，一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审批权要放开。还有一部分，是如何更好发挥市场、政府作用，在不同政府之间，来确定管理责任。在此中间，财税体制改革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应当由政府理解的职责，如何在不同政府，不同层级之间划分；其次，政府管理方式，如何让公众参与并更加透明化；最后，政府应该如何从事前审批，转化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

在他看来，政府放权的过程，也应该明晰权力的层级划分。比如雾霾和大气污染问题，实际是跨区域的外部问题。造成雾霾的原因，一个是燃煤，一个是汽车尾气。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汽车在一个地方创造GDP和税收，但它是卖到全国各地，就会让全国各地造成雾霾。燃煤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简单把审批权放给市政府县政府，它并不关心车卖出去造成的尾气危害，权力外部性的问题应该由哪级政府管理？”

历史上，洛杉矶也同样发生雾霾，洛杉矶自己没有电厂，也不生产汽车，是其他地方生产后卖到那里的。此后，联邦环保署成立，通过全国性的执法和治理才取得效果。“所以，不是什么权力都应该放手。”楼继伟称。

针对提问，当前中国还是要保持比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不能过分强调增加消费。因为中国老龄化发展非常快，如果今后十几年不能很好增加国民财富，很好积累有效产能，到老龄化到来的时候，会发现消费率不断上涨。那时候未富先老的问题会很严重，所以投资还是非常重要的。

在谈及地方债问题时，楼继伟称，地方政府不能像中央政府那样，中央政府有宏观责任，所以财政有时候要盈余，有时候要赤字，根据这个要求进行发债，平衡或者赤字，然后发债融资的。

“地方政府没有这个职能，那么他是不是可能发债呢？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有一个平衡问题，如果都用当年的收入解决基础设施使得后一代人更多受益的话也不太公平，所以可以发一部分债，但是要严格控制，我们有这方面的设想，类似于美国市政债的设想。

楼继伟指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给中国经济造成暂时的冲击，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让经济很快又热起来，使得中国的生产价格（PPI）指数超过消费价格指数（CPI）。因为中国的税收基本是间接税，就使得税收增长高于GDP的增长。但是，从去年开始，PPI环比是负的，今年1月到2月环比仍然是负的，这就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大可能继续大幅增长。

在被问及是否应引入旨在打击投机行为的资本利得税问题时，楼继伟称，当前，中国只有薪酬收入部分是按照累进征收的，“三中全会”的新提法是要改成综合和分类相结合，就是把个人所有收入都算入应税所得，做出一定政策扣除，实行累进式征税。“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引进资本利得的征税，这在计划之中，但不在今明两年。”

他指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已经发生转变。比如政府此前确定的三个目标：就业、物价和GDP，在描述具体目标的时候都用的“左右”的描述，而且更强调了前两个，这说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

调整税收体系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认为，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有效的经济政策维系了中国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是这种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是说永续的。在劳动力的剩余方面，农村地区可提供的转移劳动力在减少，投资和工业环境则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生态的问题，这都需要新的发展模式，所以经济增长应该从重量更多的转向重质。

在他看来，政府要促进市场体系的培育，同时划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地进行私营部门改革，同时更好的弥合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好地保护环境。领导人也是给市场赋予了资源配置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这样的决定将会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同时使国家能够更快的向高收入国家转型，

中尾武彦指出，目前中国已经允许私营的资本能够来投资一些公共部门的项目，比如在电力、公路、铁路，还有公用事业方面都允许私企的进入。不过，市场职能提升的同时，也要配套政府治理结构的改善。这能更好地促进市场有效性，同时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些问题。

“超前看，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要采取结构性的改革。这些结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更难一些。”中尾武彦称。

在他看来，中国应该调整调整税收体系来增加财政收入，可以通过六项原则来实现这一目标。第一、保证充足性提供必要的资源；第二、实现公平性；第三、简单性，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利于缴纳和征收；第四、中立性，避免干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第五、激励性，也就是调整外部性，鼓励调整必要措施；第六、要有前瞻性，需要预见未来的社会经济的挑战。比如说人口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因此，中国的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有必要提高税收在GDP当中的比重，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22%，但是与经合组织成员国34%的水平相比，中国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可以通过扩大税基增加税收，包括设立新的税种，提高税收征缴率和征税的执行能力。

第二是促进公平，中国在提高累进个人所得税所占比例方面还是有改进的空间的，目前个人所得税仅占地方和中央税收总和的6%。征税的基础目前仅限于工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应该有所的扩大，同时对于资本收益、房产、遗产和赠与财产征税，也将有助于中国建立更具有累进性的税收体系。

在他看来，中国地方政府应该增强举债融资的灵活性，比如通过引入市政债券。但与此同时，还应具备有效的债务管理和监督机制，避免地方政府因疏忽造成举债过度。

中尾武彦称，公私合作可以调动私营部门的资源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更高效的提供公共服务，也改进公共项目的采购、实施，帮助中国地方政府从服务供应方转变为购买方。当然，公私合作项目并非是万灵药，应该对它们加以设计，妥善的实施，而不应该成为将支出转移到预算外支出的工具。

(责任编辑：洛熙)